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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茶馬道的興起與衰落

雍正七年(1729年),清政府在攸樂山設「攸樂同知」,統兵五百防守山寨,徵收茶捐,當時每年約有馬幫一千餘馱運茶葉,然後轉運普洱府加工精製。由於瘴瘧流行,乾隆元年(1736年),清政府將攸樂同知移往思茅,改稱思茅同知,從此思茅又成了普洱與西雙版納之間的茶葉中轉站,思茅也因「普茶遠銷」而繁榮起來。從道光至光緒初年(1821~1876年),思茅城商旅雲集,市場繁榮,「年有千餘藏族商人到此,印度商旅馱運茶、膠(紫膠)者絡繹於途」,滇南商道已成為一條「茶葉商道」,印度、緬甸、暹羅(泰國)、越南、老撾、柬埔寨各國,均有商人來往於西雙版納和思茅、普洱之間。這時期的普洱茶馬道異常興盛。清人擅萃《滇海虞衡誌》中云:「普茶,名重於天下,此滇之為產而資利賴者也。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,茶客收買運於各處,每盈路,可謂大錢矣。」道光《普洱府誌》載:「車里(景洪)為緬甸、南掌(老撾)、暹羅(泰國)之貢道,商旅通焉。威遠(景谷)寧洱產鹽(指磨黑),思茅產茶,民之衣食資焉,客藉之商民於各屬地或開墾田土,或通商貿易而流寓焉。茶馬道之商旅絡繹不絕,由此可見一斑。 茶馬古道 普洱/景  1983年思茅地區文物普查時發現的古茶馬驛道,至今還有那柯里驛道、茶庵塘驛道等。「那柯里驛道」是思茅至普洱之間,在今普洱縣境內同心鄉那柯里村的一條古茶馬驛道。清光緒時,稱那柯里塘,設兵6名,歸中營左哨頭司把總管轄。今還可見用人工打製的條石和礫石鋪就的石道,路面寬1.4公尺,有石台階盤旋而上,全長斷續30公里。  「茶庵塘驛道」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,內地南下到思普區的一條古茶馬驛道,在普洱縣城東北12.6公里的茶庵塘坡頭,海拔1960.7公尺,是古代重要關哨訊塘之一。清光緒年間,曾在此茶庵塘設五名住守。明末清初,為了方便向京城進貢「普洱茶」,便由普洱到省城昆明修了一條「官道」,陸陸續續舖砌了一些不甚規則的方形、長形石頭。這條道也就成了商旅行人騾馬運輸茶鹽來往的交通要道。  驛道在蜿蜓的群山峻嶺之中,過去有一小寨人住在這茶庵塘道旁,除從事一點農業外,多數是設店賣茶賣飯,接待過往茶馬道的行人馬幫的,因稱茶庵寨子。茶庵塘因山高路險,故有「茶庵馬道」之稱,故亦成了清代「普洱郡八景」之一。現今還可看到寬約2公尺,斷續長約6公里的茶馬古道,石上已踏出2公分深的馬蹄印,歷史之久,由此可知。 關於清代進貢普洱茶的情況,從「貢茶案冊知,每年進貢之茶,例於布政司庫銅息項下動支銀兩一千兩,由思茅廳領去轉發採辦,並置辦茶錫瓶,緞匣木箱等費,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,鮮茶時須以三四斤鮮茶方能折成一斤乾茶。每斤備貢者,五斤重團茶、三斤重團茶、一斤重團茶、四兩重團茶、一兩五錢重團茶,又瓶盛芽茶、蕊茶、匣盛茶膏共八色,思茅同知領銀承辦。」當時,地方官員要備辦「貢茶」,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產茶區的少數民族,均以茶作主要經濟來源和物物相換的對象,所以幾乎處處種茶,戶戶賣茶,馬幫塞途,商旅充斥。  據考,「這一時期每年約有馬幫五萬匹於春秋二季來回於滇西、滇南及緬、越、老等地運輸茶葉,隨著茶葉運輸的繁忙,客棧、食館、商店也應運而起,生意興旺,第三產業在交通沿線發展起來。」來往於思普區的馬幫運輸有幾條幹線。其一,「由下關經鳳慶(順寧)、雲縣、臨滄、景東、景谷、雙江運輸猛庫茶、鳳慶茶至下關加工為沱茶,每年約有馱馬4000~6000匹馱運。」其二,「由蒙自向西至臨安(建水)、石屏,往南至江城抵西雙版納。」其三,「以玉溪為起點,經石屏、元江、磨黑至普洱思茅。」 海關紛紛設立 剌激普洱出口  海關的設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運銷。清光緒21年閏5月28日(1895年6月21日),清政府與法國在北京簽訂「中法商務專條」,其中第三條規定「議定雲南之思茅開為法越通商處所。」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(1897年2月4日),英國又強迫清廷在北京訂立「中緬條約附款十九條」,其中第十三條規定「將在思茅設立英國領事官駐紮」,根據上述條款,1897年1月2日,法國在思茅建立了海關。  1902年5月8日,英國在思茅建立海關。據海關統計,自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一年(1912—1923)經由思茅海關出口的紅茶,價值白銀110210兩。十八、十九世紀在思普區進行茶葉貿易的茶商有兩大部分,「石屏茶商主要壟斷易武茶區的茶葉運銷;騰越、思茅茶商主要壟斷勐海、勐遮茶葉的運銷。  此外,中甸、德欽(當時稱為阿墩子)的藏族商隊,每年有馱馬三百至五百匹來到西雙版納馱運茶葉,銷往西康、西藏,每年約三千擔。」在茶葉加工製作上,本世紀三○年代,思茅曾建立過「思普企業局」,並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廠。解放前,黑江縣有私營景星茶廠,為加工生產好茶作了努力。 普洱量大增 苛稅跟著來  普洱茶發展了,產量增多了,利潤增多了,而封建官府對茶商茶農的課稅和勒索也增加了。「光緒年間,雲貴總督還在普洱增設鹽茶道,下設官茶局及鹽提舉司,加重了茶商、茶農的苛派。由於茶捐過重,茶農受損,茶商亦無利可圖,以至造成「普洱產茶,頗為民害」(見吳應枚《滇南雜記》)。  「到光緒末年,普洱茶已由過去年產八萬擔的高峰跌落到五萬擔,許多茶商和馬幫只得另走他途。過去馬幫絡繹,商旅塞途的景象一蹶不振。」到抗日戰爭結束的1945年,全區茶葉產量降到15000擔。到1949年時,全區茶園殘存面積僅31400畝,產量僅6992擔,降到了歷史最低點,普洱茶馬道亦從興盛逐漸走向了衰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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